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55分，一支车队从中南海东门开出，来到这块空地上。他们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各位副主席和各位委员们。他们是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在中南海勤政殿门口上车出发的。从勤政殿到这块空地只花了5分钟时间。这时，已经探雷完毕，一项重要的安全保卫任务刚好结束。
喜悦写在脸上。下车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领导人一个个又说又笑，互相招呼着集合起来。之后，他们沿着城楼西头的古砖道楼梯，豪迈地向天安门城楼走去。在此之前，天安门西侧已经安装了一架摇摇晃晃的土电梯。但新中国的领导人没有乘电梯。他们要用自己的脚板登上天安门城楼。
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有整整一百级。
毛泽东由卫士搀扶着从容地走向城楼。他不时停下来，等候身后那些比他年迈、行动远不如他灵便的领导人。
跟随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细心地打量着身边努力登攀着的伟人。他突然吃了一惊：别在毛主席胸前的烫金红绸条不见了！
这还得了！这红绸条可是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代表证，其重要性相当于“特别通行证”。
这个独特的代表证是周恩来指示书法家钟灵设计的。专门给每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政协代表发了一个，上面分别印有佩戴者的姓名。代表们都工工整整地将它别在胸前。毛泽东主席与其他六名副主席的代表证是“特制”的，红绸条与别的代表一样，但他们的姓名是用金粉印上去的。
莫不是临时改变规定了？叶子龙回头一看，六位副主席的胸前都好端端地别着红绸条，别的代表也都佩戴着红绸条，只有毛主席胸前空空如也。
叶子龙知道，今天这个重大场合有苏联老大哥的摄影师来拍照片，他们拍的照片还是彩色的。毛主席肯定是他们聚焦的核心人物，黄呢子中山装上没有别这个红绸条，一定是十分扎眼的。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而且，这个缺憾不仅属于今天，它还会留给明天。秘书叶子龙当即掂出了此事的分量。
叶子龙于是立即噔噔瞪下了楼梯，火速找到钟灵，要他以最快的速度制作一个代表证给毛主席戴上。
冷不丁冒出来的这桩事，是钟灵始料不及的。留给他的只有毛主席走完几十组台阶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必须再“特制”一个专供主席使用的代表证出来。
钟灵接受这个十万火急的命令后，顾不得想什么，跳上一辆吉普车，指挥司机朝他中南海工作室急驰而去。
谁也闹不清毛主席把这个红绸条弄哪儿去了。
今天早上6时，天已透亮，毛泽东还趴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工作着。下午2点整毛泽东又准时出现在勤政殿。此时，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和其他委员都已集合在这里了。勤政殿，就在这所已经赋予了全新含义的大殿里，在开国大典前夕的短暂时间内，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很快开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这充分体现了紧张、高效的办事作风。
结束这次重要会议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与各位副主席、委员们在勤政殿门口上车，赶往天安门城楼。
也许，代表证红绸条是被毛主席忙丢了。
钟灵急匆匆赶回工作室后，屏声敛息，很快在一张红绸条上写下“毛泽东”三个仿宋字。接着，飞快地喷上金粉。他等不及墨迹风干，跑出屋子，跳上吉普车就往回赶。
幸好，毛泽东还没登上天安门城楼。眼下，他已经走了一大半台阶，仍像刚才那样，走走停停，等着后边年长的领导人。要不是毛泽东边走边等，他没佩带代表证的这个缺憾怕是难以弥补了。
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注定是要圆圆满满的。
于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中，留下了这样一个镜头：一位着军装的小伙子，突然来到叶子龙面前，交给叶子龙一个红绸条；叶子龙当即上前帮毛主席将红绸条别在左胸口袋上方。
这位着军装的小伙子就是钟灵。
别好红绸条的毛泽东带着其他领导人继续向上登攀。
开国大典的议程安排中，开始没有放礼花这个项目。
在北京的苏联顾问根据苏联的国庆经验，向大会筹委会建议开国大典最后一项议程应放礼花。
施放礼花能使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五彩缤纷，当然很好。但礼花是什么样子，没有几个人知道。
不知道也要上马。
任务下达给华北军区的一位叫张桂文的作战科长。当时，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不仅不知道怎样制作礼花，也从来没见过礼花，但他通过苏联顾问找来了苏联十月革命节阅兵的记录片，知道了放礼花是怎么回事。
直到40年后，苏联施放的第一层礼花仍是信号弹，张桂文这才明白礼花与作战科的关系，所以开国大典上的礼花全是苏式信号弹。
张桂文立即组织了礼花小分队在辅仁大学广场上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开国大典那一天，当夜色低垂，举着五星灯笼的群众游行队伍接近尾声时，天安门城楼休息厅里临时开通的总机接到了大会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电话，他要求立即接通位于东华表内侧的一个分指挥部，通知张桂文开始施放礼花。
张桂文接到命令，马上也抓起桌子上的麦克风，充满激情地连续喊了三遍：“各位注意，现在施放礼花！”
然而一点回声也没有，麦克风坏了。
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替张桂文捏了一把汗。张桂文的脸仅仅白了一下，他还有两套应急方案。40年后，住在空军东西门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张桂文说：“我们搞作战的，总是不止一套方案。因为我们不能把一件事情看死，战斗中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敌人在变，我们也要变，必须拿出几套作战方案。”
幸亏这位施放礼花的指挥员是参加过无数战斗的军人，他像打仗一样，为保证礼花施放成功，拿出了三套方案：第一套是由他利用广场扩音器向施放礼花的6个点呼叫，直接下达命令；第二套是如果麦克风失灵，就由张桂文在指挥部发放一颗信号弹，表示放礼花开始；第三套方案是如果张桂文的信号枪出故障，派一个人通知最近的礼花点，其他各点见到礼花都一齐放。
此时，当第一套方案失灵后，张桂文二话没说，走出用木板临时搭成的指挥部，从腰间熟练地抽出事先准备好的信号枪，冲着黑色的夜空打出了一颗绿色信号弹。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周围的人们不禁大吃一惊。在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广场周围的6个发射点同时轰然爆响，五彩缤纷的“礼花”喷向夜空，照亮广场，染红了古老的天安门，预示着新生的共和国万紫千红的明天。
张桂文恐怕没有想到，他那颗应急的信号弹，竟成为开国大典之夜的第一朵礼花。
（选自《开国大典前6小时》，于江编著，辽海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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